2018-05-10, 02:14 PM
#Me too／台灣男人遭性侵暴增60倍 體制噤聲
![[Image: cf161760-1525851023-a5ffed8b99a10acefd3e...C682&ssl=1]](https://i0.wp.com/storage.googleapis.com/sight-images/images/2018/05/cf161760-1525851023-a5ffed8b99a10acefd3ed2aeaa418f3b.jpg?fit=1024%2C682&ssl=1)
#Me too／台灣男人遭性侵暴增60倍 體制噤聲之悲
根據統計，國內男性遭到性侵的比例雖然比女性低，但已是20年前的60倍，約有1300個案件，且男性受害者社會包袱往往比女性沈重，通報意願也比女性低，專家判斷，黑數恐怕比想像中大。 美國非營利組織1in6，多年來致力維護男性性侵受害者權益，麻州大學心理學退休教授、1in6主席David Lisak曾於2017年底投書《衛報》呼籲沈默的男性受害者，應該趁著#Me too運動與女性一並發聲，讓男性受害者這個禁忌議題浮出社會表面。而根據1in6統計，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男性曾遭受性侵害或人身攻擊，這則數據曾引起外界譁然，除了數量龐大，也在於男性受害者顛覆了男性於性騷擾事件中多為加害者的刻板印象。
若將情況拉回台灣，根據台北市警察局婦幼隊統計，性侵事件中男性於加害者比例中佔95%，被害者佔比則達5%以下； 女性於被害者占比中則高達95％以上，加害者低於2%，於加害者和被害者兩造關係中，比例呈現顛倒狀態。
而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數據則顯示，民國98年至103年時男女受害者比相差近十倍，但男性受害者比例近年略為攀升，皆於1300件左右徘徊，和二十年前相比卻已暴增近60倍。衛福部於2017年時提醒，社會普遍要求男性必須勇敢剛強，若發生性侵案男性受害者通報意願較低，數據可能仍有黑數。國內外數據皆顯示男性受害者相較於女性受害者為少數，但肯出來揭露真相的受害者更是微乎其微。
![[Image: 9749564a-1525851137-39a7f8236fd8c8d35272...C683&ssl=1]](https://i1.wp.com/storage.googleapis.com/sight-images/images/2018/05/9749564a-1525851137-39a7f8236fd8c8d35272e9daaad4f82a-1024x683.jpg?resize=1024%2C683&ssl=1)
男性性侵害受害者不論於統計數據或實例上皆屬於少數，其困境相較於女性往往更被外界所忽略。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心理學家David Lisak於投書中表示，分析數據統計時需要考慮到阻礙被害者披露自身處境的因素，而社會對於「當個真男人」的期望往往就是壓抑倖存者出面披露創傷的一大主因，「男人自幼便接受不可以成為弱者的訊息，而男人不能成為受害者這種觀點更是社會性別的核心。」
當男性碰上性侵害社會包袱往往比女性更為沈重，在於男性的社會養成中，自幼便被教導要盡可能擴大自己的榮譽、試圖在公共領域內贏得尊敬，以彰顯自己是具有「男子氣概」的個體。
然而男子氣概絕大多數是由同儕間所認定，如同布迪厄所言，男性的社交圈與集團在在的建構出「勇敢」的形象作為凝聚個體的準則，但矛盾的是，勇敢背後是源自害怕失去團體尊敬，害怕被當成弱者、女性、被雞姦者的恐懼，「男人害怕被逐出無弱者的世界、也就是被逐出強者的世界。」（Piere Bourdieu，1998）談起男性內心的壓抑，2017年美國知名樂團聯合公園主唱查斯特‧班寧頓於家中自縊身亡，他除了是外界熟知的搖滾巨星，另一個身份也是性侵受害者，外界普遍認為他走向絕路的主因跟性侵陰影脫離不了關係。
查斯特於成名後接受《Kerrang》雜誌採訪時透露，他童年時曾受一名年長男性友人長期性侵：「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也很怕提起這件事，我不想讓外界以為我是同志或我在說謊，這個恐怖經驗一直持續到我十三歲那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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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於社會養成中被要求堅強，也深怕因為不符而社會期待而招致排擠，以至於當男性成為弱勢或遇到困難時往往不敢向外界傾訴。
因社會結構使然，男性怕被當成弱者、怕被同儕排擠，男性相較於女性傾訴的意願更低，即便出面求救，仍告訴自己必須表現堅強才能像個男人。作為性侵害防治的第一線，台北市婦幼隊受理全市性侵害案件，婦幼隊隊長張櫻嬌回憶，婦幼隊亦曾受理過以男性為被害者的性侵案，「報案的女性多半比較脆弱、會哭泣或懊悔，情緒反應必較外顯，男性報案後狀況則多半非常冷靜。」而於做筆錄時，婦幼隊多半安排與受害者同性別的警察進行問案，「如果是女性受害者，幾乎都要求同性別問案。
而性侵害防治法中沒有規定男性受害者一定要由男性問案，因此也曾遇過男性受害者要求女性員警問案的狀況。」 現代婦女基金會性暴力防治督導張妙如則表示，機構屢屢受理男性個案時，上門求助的男性多是目標取向型，「我們會關心被害者的身心健康而不只是談論訴訟程序，但男性願意報案目標通常只是訴訟，也只願意談論這個，其他層面很難突破。」
第一線社工往往較難深入男性受害者內心的感受，「這要回歸到學校與男性的教育，從小到大，我們是否教導男性該勇於表達自己。」男孩若因倒跌哭泣，得到最多的回饋都是「不準哭」，他必須快快站起來才像個男生，「如果教法是這樣，遇到事情男生就不會講，因為我要勇敢、我要站起來，如果哭泣或沒有站起來就會被另眼相待。」
社會必須給與受害者傾訴空間，更需要幫助男性受害者卸下社會包袱。近年，幫助男性受害者、輔助男性傾訴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美國除了1in6提供男性受害者匿名、免費電話諮詢服務，也有致力於改善男性社會狀態、遏阻男性暴力的男性資源改革中心（Men’s Resource Center for Change）。而台北市政府則於2016年委託張老師基金會成立「城男舊事心驛站」，是台灣少數鼓勵男性傾訴的窗口。
男性被期待的是事業、成就，社會鮮少鼓勵男性求助或表達自身脆弱，張妙如表示，「並非女性受害者比較沈默，如果受害者是男性也很難說出口。」要鼓勵受害者求助跟出面揭露需建立和善的窗口和社會氛圍，由此做起，才能改善男性噤聲的困境。
#Me too／台灣男人遭性侵暴增60倍 體制噤聲之悲
根據統計，國內男性遭到性侵的比例雖然比女性低，但已是20年前的60倍，約有1300個案件，且男性受害者社會包袱往往比女性沈重，通報意願也比女性低，專家判斷，黑數恐怕比想像中大。 美國非營利組織1in6，多年來致力維護男性性侵受害者權益，麻州大學心理學退休教授、1in6主席David Lisak曾於2017年底投書《衛報》呼籲沈默的男性受害者，應該趁著#Me too運動與女性一並發聲，讓男性受害者這個禁忌議題浮出社會表面。而根據1in6統計，全世界有六分之一的男性曾遭受性侵害或人身攻擊，這則數據曾引起外界譁然，除了數量龐大，也在於男性受害者顛覆了男性於性騷擾事件中多為加害者的刻板印象。
若將情況拉回台灣，根據台北市警察局婦幼隊統計，性侵事件中男性於加害者比例中佔95%，被害者佔比則達5%以下； 女性於被害者占比中則高達95％以上，加害者低於2%，於加害者和被害者兩造關係中，比例呈現顛倒狀態。
而衛福部保護服務司數據則顯示，民國98年至103年時男女受害者比相差近十倍，但男性受害者比例近年略為攀升，皆於1300件左右徘徊，和二十年前相比卻已暴增近60倍。衛福部於2017年時提醒，社會普遍要求男性必須勇敢剛強，若發生性侵案男性受害者通報意願較低，數據可能仍有黑數。國內外數據皆顯示男性受害者相較於女性受害者為少數，但肯出來揭露真相的受害者更是微乎其微。
男性性侵害受害者不論於統計數據或實例上皆屬於少數，其困境相較於女性往往更被外界所忽略。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心理學家David Lisak於投書中表示，分析數據統計時需要考慮到阻礙被害者披露自身處境的因素，而社會對於「當個真男人」的期望往往就是壓抑倖存者出面披露創傷的一大主因，「男人自幼便接受不可以成為弱者的訊息，而男人不能成為受害者這種觀點更是社會性別的核心。」
當男性碰上性侵害社會包袱往往比女性更為沈重，在於男性的社會養成中，自幼便被教導要盡可能擴大自己的榮譽、試圖在公共領域內贏得尊敬，以彰顯自己是具有「男子氣概」的個體。
然而男子氣概絕大多數是由同儕間所認定，如同布迪厄所言，男性的社交圈與集團在在的建構出「勇敢」的形象作為凝聚個體的準則，但矛盾的是，勇敢背後是源自害怕失去團體尊敬，害怕被當成弱者、女性、被雞姦者的恐懼，「男人害怕被逐出無弱者的世界、也就是被逐出強者的世界。」（Piere Bourdieu，1998）談起男性內心的壓抑，2017年美國知名樂團聯合公園主唱查斯特‧班寧頓於家中自縊身亡，他除了是外界熟知的搖滾巨星，另一個身份也是性侵受害者，外界普遍認為他走向絕路的主因跟性侵陰影脫離不了關係。
查斯特於成名後接受《Kerrang》雜誌採訪時透露，他童年時曾受一名年長男性友人長期性侵：「如同絕大多數人一樣，我也很怕提起這件事，我不想讓外界以為我是同志或我在說謊，這個恐怖經驗一直持續到我十三歲那年。」
男性於社會養成中被要求堅強，也深怕因為不符而社會期待而招致排擠，以至於當男性成為弱勢或遇到困難時往往不敢向外界傾訴。
因社會結構使然，男性怕被當成弱者、怕被同儕排擠，男性相較於女性傾訴的意願更低，即便出面求救，仍告訴自己必須表現堅強才能像個男人。作為性侵害防治的第一線，台北市婦幼隊受理全市性侵害案件，婦幼隊隊長張櫻嬌回憶，婦幼隊亦曾受理過以男性為被害者的性侵案，「報案的女性多半比較脆弱、會哭泣或懊悔，情緒反應必較外顯，男性報案後狀況則多半非常冷靜。」而於做筆錄時，婦幼隊多半安排與受害者同性別的警察進行問案，「如果是女性受害者，幾乎都要求同性別問案。
而性侵害防治法中沒有規定男性受害者一定要由男性問案，因此也曾遇過男性受害者要求女性員警問案的狀況。」 現代婦女基金會性暴力防治督導張妙如則表示，機構屢屢受理男性個案時，上門求助的男性多是目標取向型，「我們會關心被害者的身心健康而不只是談論訴訟程序，但男性願意報案目標通常只是訴訟，也只願意談論這個，其他層面很難突破。」
第一線社工往往較難深入男性受害者內心的感受，「這要回歸到學校與男性的教育，從小到大，我們是否教導男性該勇於表達自己。」男孩若因倒跌哭泣，得到最多的回饋都是「不準哭」，他必須快快站起來才像個男生，「如果教法是這樣，遇到事情男生就不會講，因為我要勇敢、我要站起來，如果哭泣或沒有站起來就會被另眼相待。」
社會必須給與受害者傾訴空間，更需要幫助男性受害者卸下社會包袱。近年，幫助男性受害者、輔助男性傾訴的組織如雨後春筍般冒出。在美國除了1in6提供男性受害者匿名、免費電話諮詢服務，也有致力於改善男性社會狀態、遏阻男性暴力的男性資源改革中心（Men’s Resource Center for Change）。而台北市政府則於2016年委託張老師基金會成立「城男舊事心驛站」，是台灣少數鼓勵男性傾訴的窗口。
男性被期待的是事業、成就，社會鮮少鼓勵男性求助或表達自身脆弱，張妙如表示，「並非女性受害者比較沈默，如果受害者是男性也很難說出口。」要鼓勵受害者求助跟出面揭露需建立和善的窗口和社會氛圍，由此做起，才能改善男性噤聲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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